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于2019年2月14日（星期四）上午10時舉行新聞發布會，請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張雪樵，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第一檢察廳廳長張志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委員、第八檢察廳廳長胡衛列，生態環境部法規與標準司司長別濤介紹中國的生態環境檢察工作情況，并答記者問。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新華社記者 李賀 攝）

中國新聞社記者:

有消息稱，中國在污染防治攻堅戰過程中問責了上千名官員，請問在目前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對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強硬的作風是否還會持續，還將如何持續？謝謝。

別濤：

1月中旬，生態環境部召開了2019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在這個會上，生態環境部李干杰部長對有關問題作了回應。

去年以來，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開展了對河北等20個?。▍^）中央環保督察“回頭看”。2016到2017兩年間，中央環保督察完成對31個省市的全覆蓋，推動解決了大概7萬多個群眾身邊突出的環境問題。

去年的中央環保督察“回頭看”，共篩選了103個典型案例，表現為虛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這些案例中間既有企業麻木，有地方政府怠于履責，也有行政主管部門配合協調不到位的問題。有些問題很典型、很惡劣。比如有一個城市對城市污水不進行處理，把管網一堵，污水蔓延到了城市的街道，這是極端惡劣的，是對公眾極端的不負責任。所以這個案子我們公開點名，而且要求地方政府抓緊整改。

中央環保督察的主要對象和環保行政執法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在對象上，環保執法主要是解決企業的守法情況，中央環保督察這個制度設計是中央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舉措。在行政部門依法履職、加強對企業監督的同時，補充增加對地方黨委政府履職的監督，督察發現的這些問題，包括我們公布的這些典型案例，大部分是地方政府履職不到位，所以對這些典型問題要公開，還要約談。

對去年中央環保督察“回頭看”發現的問題，約談了32個地方黨政領導，要求地方黨委政府進行整改。此外還有另外一個制度，也是中央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配套制度，就是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責任追究制度，黨政領導沒有盡到主管責任的，要按照規定的程序進行黨政、政紀處理，包括組織處理。

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取得了重大的進展，生態環境狀況有所好轉，我們要堅守陣地、鞏固成果，不能放寬，更不能走回頭路。當前幾十年積累的生態環境問題，不可能在幾年之內解決，但是加強環境治理的大方向不能動搖，同時要統籌兼顧，避免處置措施簡單粗暴。要增強服務意識，幫助企業制定環境治理解決方案。

所以，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環保治理的力度不會放寬、放松，更不能走回頭路。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以往的已經宣判的污染環境罪案件里個人犯罪占很大數量，單位犯罪數量相對占比較少，相對于小作坊來說，企業可能是生態環境檢察工作的一個硬骨頭，它的調查取證難度可能更大，受到地方保護可能會更多，請問檢察機關對此有何破解的辦法？

別濤:　　

我從行政執法監管角度來說一下。對于剛才提到小作坊問題，環保部門最近幾年有一個專業的術語就是“散亂污”，“散”是布局分散；“亂”是雜亂、凌亂；“污”是對環境污染嚴重。對行政監管來說，我們并不按照企業的規模大小來區別監管措施，包括行政處罰、移送司法等，主要還是看企業對環境的污染程度，對社會的危害，大企業我們要打，小企業確實污染嚴重的，我們也不放過。我們的主要目標是加強對環境污染問題的監管。大企業沒有特權，小作坊也沒有例外。對小企業造成的污染做了行政處罰以后，涉嫌觸犯刑法的，我們也會按照程序移送給司法機關作進一步的處理。

中國日報記者:　

我們注意到去年1—11月，在檢察公益訴訟案件中訴前案件高達將近97%，就是說有大批量的案件并沒有真正進入到法庭訴訟的環節，請問檢察機關都是如何辦案、如何結案的？同時，我也想問這是否表現出這項制度缺少法律剛性、軟弱無力，并影響它的實際法律效果？

別濤:　　

我對剛才這位記者提的問題從行政執法的角度做一些補充。根據行政訴訟法，行政機關收到檢察機關的檢察建議以后，仍然不依法履行職責的，檢察機關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訴訟。在最高檢發布的有關文件中，也規定了專門的訴前程序。剛才你提到可能有許多案子實際上沒有進到法院，我想做兩點補充：

第一，這個程序的實際效果或者效力。中國的檢察公益訴訟制度設置了訴前程序，具體就是由檢察機關提出檢察建議。如果收到了檢察建議，行政機關還沒有履行職責，這時候檢察機關可能就要起訴到法院了。

剛剛說到我們有97%的案子通過這個訴前程序結案了，沒有起訴，但實際上起到了維護環境公益的效果。根據我們了解，對一些重大敏感案件，檢察機關會先和行政機關的上一級主管機關進行溝通。下一級生態環境部門的工作，已經進入上一級生態環境部門的監督視野。檢察建議是行政機關內部監督體系之外的，是由司法對行政機關的監督。

如果行政機關怠于履職，一定會產生相關糾紛。所以上級機關、紀檢監察、公眾，甚至當地的人大，包括檢察機關，都在監督，行政機關做的怎么樣，有沒有履職，檢察機關提出了檢察建議，有沒有整改等，至少有來自三四個方面的壓力。大概這就是97%的問題在收到檢察建議之后得到了解決的原因。檢察建議這一訴前程序，正是中國的檢察機關公益訴訟制度特色之所在，也是它的威力之所在，同時也是它的魅力之所在，這就是它的實際效果。

第二，從生態環境部門的角度來說，收到的檢察建議，我們主要從這三個方面進行判斷：一是是否采取了措施制止違法；二是是否全面運用了法定的行政監管手段；三是公共利益是否得到了有效保護。

如果收到了檢察建議，行政機關采取了措施制止了違法，窮盡了法定手段，社會公益得到了維護，這種情況下，行政機關就算是履職了，檢察機關就不再提起公益訴訟了，這個案子就得到了較好的解決。這是一個多贏的效果，有政治的效果，有法律的效果，有社會的效果，還有環境的效果。這也是檢察機關和行政機關的“雙贏”。

我對這個制度是非常贊賞的，生態環境部門歡迎這個制度，也會積極參與配合運用這個機制來推動中國的生態環境保護工作。